杨先生以中译英闻名于世。他在中译英方面的成绩是那么大，几乎掩盖了他在其它方面，如学术随笔、旧体诗、英译中的成就。他把几乎全部精力献给了翻译事业，曾有诗以“匠人”自嘲：“卅年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

  人们总说，杨先生性情淡泊，看得开，想得通。但既然常有打油诗自嘲而且嘲人，那就不会是一个完全彻底的“散淡的人”。

  我最早得到杨先生去世的消息，并非从他的外甥女发来的短信，而是从现在澳大利亚任教的美国学者寇志明?穴Jon Von Kowallis?雪先生发来的电子邮件。他写道：“我们的朋友，大学者、翻译家杨宪益去世了。”随信发来杨先生的女儿拟的英文电子讣告，大意说：杨先生长期患淋巴癌，临终几天已无法正常呼吸，又患肺部感染。住院治疗数周，喉部肿瘤终于不能控制。

  我有好久没有去拜访杨先生了。去年4月，我的一个同学从南京来北京，约我一起去杨先生家，但因为那天有事去得晚了，到后海时，他已经告辞出来。据他说，杨先生身体还可以，只是显得衰老。

  如今回想起来，杨先生去世前一段时间，好像有一种感应似的，我时常听到、看到和议论到关于他的事情。英国那位也以翻译《红楼梦》闻名的大卫.霍克斯?穴David Hawks?雪去世，还是稍早时候的事。不久前，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杨先生“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时，寇志明先生也写来邮件，为之欢呼，说这是中国翻译界对杨宪益一生贡献的肯定，可谓实至名归。他只是抱怨这奖项颁发得晚了点。现在看来，还不算太晚，杨先生在告别人世时多一份欣慰。颁奖仪式上有这样的评价：杨宪益先生学贯中西，为中外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从先秦文学到现当代文学，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中国翻译界无人企及。特别是他与夫人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英文本，已成为最受中外学者和读者认可和推崇的经典译作。同时他把阿里斯托芬、荷马、萧伯纳等欧洲古今文学家的名著译成中文。

  还有一件小事也不妨一提。10月份，我正在编辑英文版的《鲁迅画传》(Pictorial Biography of Lu Xun)，遇到几段鲁迅文章原文要翻译成英文，自然想到杨先生的译文可以引用。当时想打个电话征得他同意，可是转念一想，他身体不好，不该用这样的琐事打扰他。而且他向来对自己的译文被人使用毫不在乎，一定不会怪罪我的。遂以序言中的一句“衷心感谢”敷衍过去了。

  11月29日是遗体告别的日子。我那几天头晕得厉害，没能前往，甚至连计划要写的唁电也没能完成。无论是从鲁迅博物馆还是从个人的角度，我是都应该写几句悼念的话的。随后，是为筹备和召开“胡风与鲁迅精神传统”学术会议奔忙，紧接着去澳大利亚参加学术会议。而在出发去悉尼前，随手翻翻积久的报纸，看到有关杨先生逝世的报道，却更使我难过了。仅看我手头的《中华读书报》和《文汇读书周报》，都在头版刊登了消息，篇幅也不算少。但我看了却很不满意，为什么呢？就挑《中华读书报》来说，是这样写的。

  本报讯：我国著名翻译家、《红楼梦》英译本作者、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杨宪益11月23日在北京煤炭总医院逝世，享年95岁。

  杨宪益1915年生于天津。1934年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毕业后到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1940年回国任重庆大学副教授。1941至1942年任贵州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任成都光华大学教授，1943年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

  自1953年起，杨宪益任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与夫人戴乃迭翻译了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及《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唐宋诗歌文选》等经典作品。

  上世纪60年代初，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最终于1974年完成并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该三卷本《红楼梦》在国外皆获好评，存在广泛影响，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穴译名《石头记》?雪，被誉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英译本。1993年，杨宪益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窗口。这套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杨宪益先生对鲁迅的作品很熟悉，对鲁迅研究也很关心。我拜访他次数不多，而且也很少专程为鲁迅著作的翻译或研究而去，但我们每次总要谈到有关鲁迅的话题。他对我说，他认识好几位鲁迅博物馆的同志，还曾有同志拿来英文稿件请他审定。80年代，我们见面时，他还能叫得上有几位研究人员的名字。90年代初，有一次，他很严肃地问我，《鲁迅研究月刊》是不是已经停刊，听起来好像他已经看不到这刊物，或者听到社会上有关刊物难以维持的传言。我很觉诧异，因为我印象中，月刊编辑部是一向将杂志赠送给他的。我对他说，我会转告同事，继续寄赠的。但他连连说：“不必了，不要寄了。我也不看了。

  杨先生和夫人戴乃迭对鲁迅作品的海外推介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翻译的四卷本《鲁迅选集》为他们带来的国际声誉，不比翻译《红楼梦》小。随手翻阅英语世界鲁迅及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著作，常见引用他们的译文。我曾翻译过几篇英美学者的论文，可以证明此言不虚。

  90年代后期，杨先生身体渐渐衰弱，加之老伴去世，生活孤寂，心情也不愉快。但我每次去，他总是很热情，用玻璃杯倒上酒，也没有菜，连普通的花生米也没有，有时候是看起来颇为高档的洋酒，有时候则是普通的二锅头。大约不是看人下酒，而是遇到什么喝什么吧。我没有酒量，无论什么酒，喝一两口就不胜其晕。开始分配过量，造成浪费；后来预先敬谢不敏，总是浅尝辄止。他从外文局专家楼搬到友谊宾馆，又搬到西四环，最后定居在后海一条胡同，与女儿女婿住在一起。后海那个小院子他住了多年，我去过几次。有两三次是陪同美国的鲁迅研究学者寇志明先生去的。那时，他似乎显得颓唐，好像对一切都无所谓了。有一次，我找话头，问他最近读什么书，他答道：“我已经不读书了。”更有一次，我问他：“最近在做什么？”回答是：“什么也不做，等死。”话里当然含有开玩笑的成份，不过仍使我不禁联想起鲁迅早年的斋号“俟堂”(待死堂)。

  我想起，在为他拍摄的纪录片的结尾，当采访者问他，他的夫人戴乃迭的骨灰是如何安排的？杨先生一边抽烟，一边慢慢说：“都扔了。”“为啥不留着？”他指着烟灰缸，反问道：“留着干什么？还不是和这烟灰一样。”真的像是什么都看开和想通了。但我还是疑惑：这是不是“哀莫大于心死”的状态。